2026年11月9日，一则关于中日外交交锋的消息引起关注。日本《读卖新闻》披露，早在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政府就曾考虑驱逐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甚至准备向中方传达最后期限：如果中国不主动召回这名外交官，日本就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离境。日本方面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似乎认为凭借东道国身份，就能迫使中方接受安排。 这件事之所以在一年后重新引起关注，是因为媒体披露了此前不为外界充分了解的外交交涉细节。日本原本设想，通过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向中方施压，再以双方各自采取一次驱逐行动收场。可中方的回应超出了日方预期：如果日本驱逐一人，中国就可能驱逐两名日本驻华总领事。这让东京不得不重新计算行动成本。 事情还得从2025年11月7日说起。当时，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谈及台湾地区局势，声称如果发生涉及武力的特殊情况，日本可能面临所谓的生存危机，并将其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这番表态突破了以往日本首相在相关问题上的谨慎程度，也让中日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政治分歧迅速扩大。 日本需要明白，台湾问题并不是日本可以随意介入的地区安全议题。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明确写入日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和尊重。日本政府在邦交正常化时作出的政治承诺，不会因为更换首相或者调整防卫政策就自动失效。高市早苗把台湾地区局势与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自然会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社交平台针对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论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内容，其中包含针对其个人的暴力威胁表达。日本政府随即提出抗议，相关帖子后来被删除。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方面要求采取外交措施的重要理由。 这里有必要保持事实上的严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具有明确依据，但外交人员的公开表达也应当遵守外交规范。批评日本首相涉台言论，与评价外交官个人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只能二选一的事情。外交立场可以坚定，表达方式也应当专业、克制。 事情进入11月中旬后，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更进一步的处理方式。根据日本媒体后来披露的消息，高市早苗召集官房长官木原稔以及外务省高级官员讨论，要求向中方传达召回薛剑的要求。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日本便考虑直接宣布薛剑为不受欢迎人物。 这种做法在国际外交中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九条规定，接受国可以通知派遣国，某名外交人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派遣国应当召回此人或者终止其职务。接受国甚至不必说明具体理由。 但有法律上的权利，不等于采取行动就没有代价。外交关系本身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对等原则之上。日本可以依法作出决定，中国也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外交惯例采取回应。日本如果只计算驱逐中国外交官带来的政治效果，却不考虑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显然是不完整的决策。 真正让这场风波发生转折的，是2025年11月中旬的一次外交沟通。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刘劲松进行磋商。日方传达了考虑驱逐薛剑的意向，希望中方尽快处理相关人员问题。 中方没有按照日本预设的方式接受要求。据《读卖新闻》披露，刘劲松当时明确警告，如果日本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中方就会驱逐两名日本驻华总领事。这一回应直接改变了日方对后续局势的预估。 为什么日本原先认为双方各驱逐一人就能解决问题？ 原因在于日本可能把这次行动理解成一次有限度的外交惩罚。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日本可以向国内强硬派展示姿态，还可以把事件包装成维护国家尊严的行动。但这种算盘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并没有义务按照日本预先设计的方式回应。 一旦日本首先采取驱逐措施，中国完全有权考虑外交人员对等安排。届时，日本在中国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也可能受到影响。假如日本继续采取新的措施，中方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进一步回应。原本针对一名外交官的争议，就有可能变成双方外交机构之间的连锁摩擦。 对日本而言，这种后果并不轻松。日本在中国拥有大使馆和多个领事机构，承担着为日本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协调经贸事务以及开展外交沟通的工作。如果多名日本外交人员离任，相关机构就需要重新安排工作，部分领事服务和沟通效率也可能受到影响。 中国驻日本的外交机构同样承担大量工作，包括处理中国公民在日事务、协调两国企业交流、维护人员往来权益等。外交人员被大规模驱逐，损害的是两国维持正常关系的基础，而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的面子。 日本政府显然也计算到了这些后果。根据11月9日披露的消息，高市早苗在听取中方回应后，决定暂缓驱逐薛剑。日本方面担忧，一旦启动驱逐，双方可能陷入持续报复，令本来就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撤回了对薛剑相关言论的抗议，也不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根本分歧得到解决。日本仍然坚持要求中方处理相关争议，中方则没有接受日方以驱逐人员作为施压手段的安排。 2026年7月，刘劲松卸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8月出任
